北大副校长詹启敏回应论文被质疑造假,质疑学术打假网站“自身硬”吗?
摘要:
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验图像成打假重点
斯特尔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PubPeer上指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涉及作者论文中的图像。曾供职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的伊丽莎白·毕克博士,目前就专职调查各类论文的图像异常问题及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。根据毕克的质疑,来自中国多家医院的121篇论文涉嫌图片造假。
毕克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,在涉事论文中,单篇论文的图像看似没有问题。但通过梳理全部论文的图像,她发现这些论文使用了相同的图像:不同论文间存在重复的图像;部分论文内部也有重复之处,例如代表不同实验的两张图像部分重合。由此,她认为论文可能来源于“论文工厂”。
此前,比克就曾质疑来自中国多家三甲医院的400多篇论文存在图像造假,并指向“论文工厂”。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大多数存在图像重复问题的论文都涉及癌生物学、肿瘤学和分子生物学,光谱重复则在纳米领域出现较多。这些领域的论文通常包含许多图像和光谱,所以其中的问题相对易于发现。其他领域的论文中可能只有条形图、折线图或热力图,所以不容易引起注意。
毕克指出,在她提出质疑的论文中,很多作者与中国的医院有联系。此外。来自印度、美国研究人员的大量论文也存在图像造假问题。
在毕克看来,她更愿意认为自己是一名“数据侦探”,而非学术打假人或监督者。她希望通过在博客和Twitter上发布自己的工作来“激励”对学术诚信不够重视的科研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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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: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:顾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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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评审和利益集团
学术论文在期刊杂志发表前,需要经过同行评审,因此,同行评审也被视为论文的“过滤器”。对此,毕克表示,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是基于默认论文中数据可信的假设进行的。同行评审没有专门培训,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发现造假。同行评审的价值在于对论文的逻辑和实验提出专业论证。
对于论文中不当行为或其他学术诚信问题的发现,应该在期刊接受稿件后、送交同行评审前进行。毕克建议说,许多期刊已经在通过查重来筛查剽窃问题,审查图像和其他学术诚信问题也应加入到这一过程中。
即使已经过了五年,毕克曾经向出版社和作者提出过质疑的100多篇论文至今也没有被勘误或撤稿,因此,下一步她打算在社交媒体与PubPeer上公开讨论这些论文。毕克认为,在期刊完善它们的出版前审查之前,PubPeer等平台是当前可用的最好方法。她直言,学术期刊和科研机构通常不希望对论文中的问题采取行动,因为其中存在各种利益冲突:期刊和出版商不希望更正或撤回仍可出售或计入其引文索引的论文;大学和科研机构同样不愿意谴责能为其带来大额经费的明星学者。
毕克以今年3月底菲利普·戈特雷团队发表的关于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论文为例。她指出,为提高杂志的影响因子,期刊出版方可能会留下引人注目的问题论文,而不是对其进行勘误或撤稿。另一种可能是某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科学家,甚至作者之一就是期刊编委会成员,所以其他编辑不敢处理问题论文。菲利普·戈特雷团队关于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是眼下的大热门。但他们论文的样本量太小,且可能存在包括伦理批准、混杂因素和PCR结果不严谨等问题。但这篇论文在投稿到《国际抗菌剂杂志》的24小时内就经过同行评议并被接受。而该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Jean Marc Rolain正是投稿杂志的主编,存在巨大的利益关联性。
伊丽莎白·毕克在博客上这样形容此事:“这相当于允许学生为自己的论文评分,结果是A +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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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机制单一导致造假、打假繁荣
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认为,除基础研究以论文写作为主要工作外,在其他应用研究中,论文只应是记录研究过程、观点心得以及问题解决方案的副产品。但在过去几十年中,论文数量成为中国科技评价标准中的第一指标。尤其是在医学领域,单一的评价体系给广大医务人员的职称评定、岗位竞聘、课题申报造成了障碍。
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所长林成华指出,目前学术打假的对象主要是既往发表的存量论文。过去的十多年间,中国正处于“科研大跃进”时期,论文发表数量处于井喷期。过去一个阶段,国家对科研的导向也是更多要求数量,由此也就造成了包括学术造假在内的许多问题。
李侠觉得,伊丽莎白·毕克等学术打假人的存在,对于科研人员和期刊起到了第三方监督作用。但同时,PubPeer等平台上的匿名评论也可能成为捏造、诬告和恶意中伤的工具。
李侠强调,学术造假的认定,需要专门机构来进行鉴定。目前,国内各大高校都有院系、学校两级学术委员会,可以对硕博士研究生和普通教师进行学术诚信问题的仲裁,但很难对长江学者、两院院士等学术大牛及身居高位的高校领导进行处理。这些人掌握着大量的学术和社会资源,对高校和本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,所以即便被质疑学术造假,也大多不了了之。为处理高端学术人才的学术诚信问题,国家应超越教育部、科技部设立国家级的最高学术仲裁委员会。若涉事者的学术身份过高,则可以考虑引入国际顶级学者充任特别委员,进行权威认定。如果国家能对高端学术人才的造假行为有明确的信号,将会对学术造假行为产生巨大震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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